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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当年的洛克菲勒公司对此功不可没。从石油产业出发，洛克菲勒逐渐把触角伸向铁路等各行各业，几乎再造了美国的基础设施，给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事例说明，“国家代表性企业”在一国的产业革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上市银行股本数量比较大，沪港通和深港通资金能够入围股东榜单‘前十大’的情况自然属于少数。但是，最关键的是它带来的投资理念的转变，从目前银行股等大盘蓝筹的市场表现来看，港股投资者的操作手法恐怕也不是对于过往投资习惯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两地投资者的操作手法进行了‘化学反应’”，市场人士指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发现，市场人士普遍认为结构性存款已经迎来拐点。相应地，银行将通过发行大额存单、金融债缓解负债压力。规模将压降结构性存款在国外已经是一类很成熟的产品。但在国内虽然近年发展较快，但市场仍视其为新产品，并存在不少模糊地带。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在建设中国研发中心的高峰期。那些位列世界500强的巨头往往多城市布点，人员规模一扩再扩。例如，IBM中国开发中心的研发人员曾高达3000人。尽管跨国公司们是奔着中国的市场、人才与政策红利而来，但受益是双方的。IBM、惠普、微软、也包括甲骨文某种程度上都曾是中国科技人才的“黄埔军校”。例如“阿里云”之父王坚、原金山软件CEO张宏江、百度副总裁张亚勤、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均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前身）在北京成立，是跨国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立高水平研发机构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开始。中国政府对此类行为表示高度支持。在2004年版本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外资研发中心正式被列为鼓励类项目（第12款11条）。各地方政府更是以其为荣，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并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税收、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开出了各种优惠条件。

字节跳动决定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人民币，成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医务人员人道救助专项基金。所有在一线参与防治新型肺炎的医务人员，若不幸受到感染，将获得10万元救助，如果有其他巨大贡献或付出，将获得最高100万元的救助。具体救助规则，将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布和执行。希望这个保障基金，能够成为政府保障的补充，给前线的医务人员提供到帮助和支持。